时间: 2008年09月25日 16:14    作者:    来源:中青网

        英语和汉语一般都有对应的语汇或习语,然而在处理具体问题时,常常不能完全对应。

        比如汉语习惯称亚洲“四小龙”,英语虽然可译成the Asian “four dragons”,但西方人大都叫the Asian “four tigers”或“four tigers” in Asia,因为在西方人的眼里,dragon是一种类似鳄鱼或蛇、长有翅膀而且会喷火、常常看守着金银财宝的怪物。

        单个词尚且如此,成语和谚语就更难对应了,有时甚至连原文的踪迹都没有了,如 “Don’t teach your grandmother to suck eggs”,如果按照字面直译成“不要教你的奶奶磕鸡蛋”,让人看了会莫名其妙。要是意译为“不要班门弄斧”,就既表达了原意,也符合汉语习惯。

        和汉语一样,英语的成语也很多,但其中大部分都很难对译成汉语成语,这时一般采取意译。如:

         1、 like talking to a brick wall(对牛弹琴,瞎子点灯白费蜡),意为to waste one’s breath trying to persuade someone who is so obstinate to listen to reason;例句:“He is so dogmatic; it’s like talking to a brick wall arguing with him.”

         2、 To make bricks without straw(巧妇难做无米之炊),意为to try to achieve some result with inadequate means;例句:We were unable to give you an opinion because you didn’t give us the information we needed. We can’t make bricks without straw.

         3、  The rotten apple(害群之马,败家之子)意为the one bad person among a number of good ones;例句:His youngest son was the rotten apple.

         4、 To pay back in the same coin, to pay sb. back in his own coin, an eye for an eye, a tooth for a tooth,(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意为to retaliate by using the same method;例句:Jukes has attacked us in his advertisement overseas; we will pay him back in the same coin.

         5、 To have a heart of gold(有一副菩萨心肠)意为to be a kind, generous, forgiving person whose qualities are much appreciated.

         6、 Walls have ears(隔墙有耳)意为You must be very careful what you say because someone may be eavesdropping.

        有时,英语中也会出现包含着形象、比喻、拟人等手法的长句,在汉语中很难找到对应的语汇,这时只能根据上下文的意思,或整篇文章的中心思想,在不损失、冲淡甚至歪曲原意的基础上进行适当处理。请看以下例子:

         CED Finklestein: He needs to pull a rabbit out of his hat. 总经理芬克斯泰因:他需要拿出一个绝招来(直译:他需要从自己的帽子里抓出一只兔子来)。   

         在汉译英时同样应注意这一点。1992年北京国际拍卖会手册上有一位领导人的题词是:一锤定音,双方买卖即成。我的译文是:A hammer gives the final word, and a deal is concluded between the buyer and seller.“一锤定音”几个字很形象,但比较难处理。拍卖的实际操作是由拍卖主锤师用木锤敲桌梆的形式来决定交易,而不是“成交”之类的话语。因此同时采用了直译和意译两种手法,即:一(A hammer)、双方买卖即成交(a deal is concluded between the buyer and seller)和定音(gives the final word)。这里用“final word”(或final say)指“拍板”,“敲定”,即决定下来,这样处理既忠实原文又生动贴切。如果完全直译成“A hammer decides (sets) the tune…”读者可能以为是乐队指挥真的在那里定音呢。   (实习编辑:顾萍)

来源:《人民中国》 选稿:姚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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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郭晓勇专访

  1976年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学院日阿语系阿拉伯语专业。毕业后在新华社任职。做过翻译、编辑、记者。1980年至1982年在科威特大学留学,学习阿拉伯语和阿拉伯文化。1985年至1988年任新华社贝鲁特分社常驻记者。1991年任新华社赴海湾前线报道组组长,参加海湾战争报道。2002年底至今来到中国外文局任常务副局长,同时兼任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

  ——多元文化沟通离不开媒体,翻译又是跨文化交流的手段,您如何看翻译与媒体的关系?

  将要在上海举办的第18届世界翻译大会主题是“翻译与多元文化”。翻译与媒体的关系与这一主题密切相关,因为翻译和记者的最终使命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增进人类的相互了解与沟通;都是为了传播人类的文明和文化;都是为了反映或记录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与发展。特别是在文化多元化的今天,翻译和记者都面临着越来越多的艰巨而光荣的使命。需要更多同行参与探讨翻译在新闻、出版等传播领域的作用,在此过程中不断提高翻译水平,促进媒体的工作。

  30多年来的体会是,一名合格的驻外记者,首先要熟悉当地的语言,了解当地的文化。驻外记者要是一名好的翻译,但又不能只是一个翻译。翻译只是做好驻外记者的一个基础。驻外记者在笔译、口译做到信、达、雅的基础上还要有较强的新闻敏感性和写作能力。对观察、分析、判断能力的要求也更高。比如采访时遇到对方领导人的讲话,就不能仅凭自己理解报道,还要引用他的原话或政府文件,那就要准确无误地翻译。

  ——能否结合您的经历谈一谈媒体记者和翻译的关系?

  1985年,我来到黎巴嫩南方赛达市下面的一个小村庄采访。当时,以色列刚刚撤出,火药味还很浓。没想到这里的方言很难懂,就连陪同我们的新闻部的官员也听不懂。于是只好再请一位当地人做方言翻译。这件事给我很深的印象。无论采访能力多么强,如果不懂当地语言,也很难开展工作。

  黎巴嫩工作期间还有一个印象深刻的经历。当时国际上非常关注真主党的情况。真主党精神领袖法德拉拉同意接受我们采访,我们同去的一共有3个人。除了我懂阿拉伯语外,另两位一位懂法语,一位懂英语。当时壁垒森严,经过几道岗才进去。一进去我就和他打招呼,结果他就以为我的另外两个同事也是学阿拉伯语的,我提了问题他就直接用阿拉伯语一口气回答下来,没有留出翻译的时间。那一次他足足讲了两个小时,我破天荒地为另外两位同事做了同传。最后,采访十分成功,稿件也得到好评。这件事告诉我,作为新闻记者,掌握当地语言的能力一定要强。不仅要掌握,还要精通。

  1991年海湾战争的时候,当时国际上都关注某个西方国家在海湾战争结束后对科威特国际事务的立场。作为新华社记者,我们也非常关注。一次公开场合,科威特的外交国务大臣送走这个西方国家的某领导人之后,我径直走上前,用阿拉伯语向他提问。他当场接连回答了几个问题。那一次,在众多不懂阿拉伯语的西方记者众目睽睽之下,新华社搞到了独家新闻。这也引来好多西方同行的羡慕。

  ——媒体本应在不同文化之间起到沟通作用,但也常有媒体导致误解的例子,对此有何见解?

  我们注意到,有时候媒体在报道过程中没有做到增进了解,反而加剧了误解,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里有在报道过程中对原意的理解的出入。比如一方文化对另一方文化存在歧视,或者对对方立场持有偏见,但通常情况下,对对方文化了解得不够往往是造成误会的根源。而这又和对所在国语言、文字了解不够有直接关系。把握语言文字的能力不强,翻译能力不强,导致报道与事实有很大出入。也许有的并非报道者的初衷。因此任何国家的媒体记者,要想反映驻在国或驻在地区的真实的情况,首先要成为当地文化、语言的专家。重要的一点,首先要成为一名合格的翻译。

  ——全球化背景下非英语语言之间的翻译意义何在?中国外派记者队伍状况如何?

  全球化背景下人们往往认为国际交流就是各国语言对英语的交流。在一些国家,如果仅限于和上层人物交流,英语也许管用,但深入到社会当中和普通百姓去沟通与交流,那就必须掌握本国本地区的语言。传说中的巴别塔就在今天的伊拉克一带。在学习阿拉伯语的过程中,对巴别塔传说的理解更加深入一层,这也为今天我们尊重多元文化带来了很好的启示。前面我举的例子说明,多元文化背景下对使用地方语言进行直接交流意义依然十分重大。

  在这一方面中国在人才培养特别是记者培养方面还是比较有成就的。中国不少出色的新闻记者同时也是出色的翻译。越来越多的中国外派记者都掌握英语或驻在国语言,这和几十年前不一样。比如说建国初期,我们好多驻外记者不懂外语,要带着翻译活动。而现在,越来越多的媒体派出驻外记者,都要求这些人更好地掌握当地的语言,了解当地的文化。

    叶圣陶赞扬吕叔湘译笔的纯美,“一方面保持原作者的美质,一方面融化为我国的语言”。原著的意趣、质地,那是原作者的功劳,而本国文字即母语的感知,则是翻译者的贡献。
    
    苏东坡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文学翻译,也应参透此间的深意。
    
    自林纾以来,伍光建、戈宝权、韩侍桁、傅雷、曹靖华、朱生豪、汝龙、王平陵……他们的译文是可以放心出门,又能坦然回家的高手,有的更臻于化境,就算有阅读外文的能力,读他们的译文,仍是一种上佳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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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初年,出现很多有趣的译名,在严复的学生周越然的笔下,夜莺nightgale译为耐听哥儿,休闲约会处assignation译为安息耐性,淫乱dissipate译为的系败德,Lavrille译为懒无力。发音的音节套印语义,当时好多人有此习惯和兴趣。周越然说他的老师严复的译文“读起来好像是创作,总觉得容易懂些”,实在很有他的道理。
    
    英文天使一词Angel,早期译作安吉儿,后又作安琪儿,很有亲切的画面感。
    
    Inspiration今译灵感,原意是指风吹动帆船之帆,促船前行,有一种默示的意思在里头,出乎自然,得来全不费力。灵感当然是最佳的翻译,还有译作“神泉”的,民国初年译作“烟士披里纯”,很有小众化、象牙塔的意思,好像一幅烟雾围绕的绅士在寻求神示的画面。
    
    烟草在明代传入中国时,被当成治病的药草看待。原文是西班牙语tobaco,在中国早期译作淡巴菰,或淡巴姑。清代王士禛《香祖笔记》谓:“吕宋国所产烟草,本名淡巴菰,又名金丝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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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国人将中文译为外文,颇多笑话,最著者,乃是将歇后语“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译为:一个打着破伞云游四方的孤僧。本来原文是形容某种叛逆性格,是一句古传的熟语,结果译文仿佛很有诗意、很有哲学意趣,其实全不沾边,真可谓离题万里。译文与原文出入如此巨大,令人惊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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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n in the olden times used to say,早年看到这个短语,颇感兴趣,写以示人,那些号称英文过多少级的人,翻译出来真是五花八门,有谓“旧时代的人们说的”,有谓“先前的男人总是说”,甚至有译为“老男人曾经这么说的”……不一而足。丁亥年盛夏,在四川眉山开会,得遇德国波鸿鲁尔大学中文系主任汉学家冯铁先生。会间闲聊,将此句写以示之,他思索俄顷,脱口而出:“古人云”。这确是一字不易的妙译。他的英文基础雄厚,而中文修养亦甚到位,两者合成他的优势,中西打通,绝无捉襟见肘的窘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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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大利名城佛罗伦萨,当年在徐志摩笔下译为翡冷翠,试快读一过,音节都是相仿佛的,但徐译却有一种诗人特别的会心和感悟在里头。诗意兼具画意,也是音义相协的佳译。
    
    英国大诗人艾略特,在钱锺书先生《围城》里头译作“爱利恶德”,快读一过,音节极相似,但小说中是为了匹配人物性格的需要,半开玩笑的翻译,音义重合巧不可阶,收到特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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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曼殊以为,英吉利与华语音义并同者甚众,他举出不少例子。其中也很见曼殊先生的妙趣和巧思,但如果说先天的不谋而合,则不免牵强。事实上是他竭力以音义相同的字眼去贴近原词:fee-费,sue-诉,tow-拖,reason-理性,season-时辰,book-簿,mead-蜜,nod-诺,pay-赔,pee-皮(见1991年广东影印版《苏曼殊文集》)……其中既有名物,也有意识形态的概念词汇,亏他慧心寻觅,一一对号入座,居然也颇说得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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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人名字,因受中国古典文化熏染灌溉,像是咏物诗中的截句,画意深处,仿佛一首浓缩的短诗,譬如松尾芭蕉、川端康成、井上红梅、森鸥外、小林一茶、井原西鹤……至于其军国打手如松井石根、梅津美治郎、重光葵……之辈,名字诗意盎然,让人想起松间沙路净无泥,古渡春深,重彩的油画等等美妙的画面境界,但他们辜负了这样至美的汉字,走到相反的嗜杀的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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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清时期中国和外国交通往还渐频,但直到清末民初,才将外国国名美化,所采用的都是气象高华的字眼,譬如,英吉利、美利坚、瑞士、瑞典、意大利、法兰西、德意志、芬兰、挪威……语词选择寓意深远、用意至诚。而在晚清时节,瑞典作绥林,挪威作那威,丹麦作领墨,芬兰作分兰,瑞士作绥沙兰,德国作普鲁社、热尔玛尼亚、日耳曼,意大利作意大里亚、伊大里,奥地利译作奥地里加,都是不统一的音译。
    
    在林则徐时代英国已译作英吉利,或英伦,智利已作智利,美国作育奈士迭国,或做弥利坚国,又作美里哥。
    
    这些是在头脑明敏的知识分子笔下,而在清朝廷,夷狄观念深重,头脑深度封闭,眼界严重模糊,晚清专制者对列强的态度是从疑忌自大转向依赖畏恐,对外国国名翻译也随之而变。早期,列强的国名或加反犬旁,或加口字旁,如咪夷,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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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汉学家史景迁的中国研究系列,如《天国之子和他的世俗王朝》《追寻现代中国》等,写法上别具一格,寓判断于叙事之中,以讲故事的笔触从容推进他的观察和心得,仿佛将史事重现于纸上。此种特别的叙事方式将之与他人区分开来。关于历史和文化的解释,关于文化背后的历史必然,都循循善诱地附着其中,成就斐然。国内一家出版社将其研究系列十数部陆续翻译推出,本来这是好事。然而可叹的是这些译本大多牵强支离,文气断裂;拼凑之痕,每不可掩。中文在这些译者搬弄之下,就是不听使唤。本来很有价值、叙述尤见创辟的历史著作,因为译本的关系,使其失色不少。这和《通往奴役之路》《重申自由》那一套西方现代思想译丛一样,都是将上等好米,煮成了夹生干饭。一系列难以下咽的“成品”,留下无法弥补的遗憾。
    
    史景迁的《王氏之死》系研究清代前期社会底层卑微小人物命运,引用了不少县志之类的资料。这些资料在往回翻译时,因县志大多无标点,需译者代劳,结果就出现了不伦不类的断句。“大兵破城,屠之官长。俱杀绅士、吏民,十去七八。城之内外,共杀数万余人。”实则就算断句能力柔弱,也可根据逻辑关系判断,显然应是:“大兵破城屠之,官长俱杀。绅士、吏民,十去七八……”。
    
    这部译文,因译者中文生硬,而没有丝毫行家里手的圆融,尤其by、must等词汇的照章翻译,逐字逐词地死译,使得句子毫无弹性,疲弱不振,读之头胀不已。这造成了一种破坏性的被动语势,和传统中文的优势背道而驰。在审美一端,更是大打折扣。既难臻雅致高华,也远离明白通畅。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翻译专业委员会本月在上海成立,引起医学翻译界、中医界的争论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翻译专业委员会本月在上海成立,旨在推进中医基本名词术语英文翻译的国际标准化进程,促进中医药国际交流、翻译和研究工作的发展,培养相关专业的翻译人才。

新民图表 制图 董春洁

  记者采访了该委员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李照国等专家,发现这个目前唯一的中医翻译国际组织的高调亮相,引来了医学翻译界、中医界的质疑和争论。中医术语,究竟怎么翻译才能顺利地走向世界?

  “五脏六腑”译成“五个仓库和六个宫殿”

  “你听说过吗?‘五脏六腑’翻译出来的意思竟然成了‘五个仓库和六个宫殿’;‘白虎历节’(关节肿痛)译成了‘白色的老虎在奔跑’,关节痛跟老虎跑有什么关系啊;‘三焦’原来被译成‘三个加热器’,世界卫生组织制定国际标准时则译作‘tripleenergizer’,即三个功能合成器,意思还是不明确……”李照国一口气举了好几个类似的例子。

  “把中医一些术语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时,意思绝对不能扭曲。”他觉得,现在中医翻译问题不少,比如“经络”,不少人翻译成meridian(子午线),“子午线是一条人们假想的线,但根据中医理论,经络是实际存在的,这样翻译会引起歧义,让人觉得经络并不存在。”他认为,经络是“人体内气血运行的隧道”,翻译成“channel”(通道)较为妥当。

  李照国说:“针灸中的不少穴位,最好用拼音加解释的译法,但西方人用的是代码,比如‘足三里’,其实是胃津上的第36号穴位,西方译成‘ST36’。”有人提出,出现两种不同译法时,把用代码的译法放在第一位。“西方采用的翻译方法过于简单,很难翻出内涵,而且针灸发源于中国,翻译中,中国的元素越来越少,这怎么行?”他觉得应该“名从主人”,如何翻译要按照发源地国家的说法。

  李照国介绍,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翻译专业委员会有200多位专家,其中有中医药及中医翻译方面的专家,也有不少汉学家。专业委员会将为国内外中医翻译的专家搭建平台,一起研究中医经典著作,探讨翻译中出现的问题,校正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标准中出现的一些不恰当翻译,推进中医翻译的国际标准化,组织对外交流,让中医更好地走向国际化。

  翻译得太复杂,不利于中医走向世界

  对于李照国的说法,上海中医药大学主攻医学英语的副教授杨明山提出了不同见解。“翻译只是一个符号,关键要让别人明白其内涵,翻译中医术语,最重要的是遵循‘等效翻译’原则,且翻译的人一定要精通中医。”

  他举了个例子,中医有个术语“齿痕舌”,中国人认为是牙齿打印(teeth-printedtongue),而国外则认为是扇贝舌(scallopedtongue),“虽然显示的语言符号不一致,但指的都是舌头的一种形状,也就是体虚的表现。尽管翻译不同,但只要指的是同一个概念,双方就可以交流。”

  杨明山觉得,对中医术语翻译的争论不必总纠缠于一些“低级错误”。去年,联合国有关部门出版的《传统医学名词术语国际标准》,凝聚着众多国际专家的心血。他觉得,任何中医术语的翻译标准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所以他不反感有人对此标准提出建议甚至批评。

  事实上,一些常见的翻译错误已被改正,人们不必总拿那些“过时”的翻译错误当“反面典型”。杨明山认为:“当前的任务应该是如何学习和普及此标准。”

  “翻译得太复杂,不利于中医走向世界。”杨明山说,一些中医专有术语只有中国人可以直接用拼音。此外,他认为翻译中医术语时应该请西方专家帮忙,“就像《圣经》能传遍全世界,就是因为它翻译成各种文字时‘入乡随俗’。”

日期:2008-09-03 作者:王建慧;唐嘉懿;孙维雍 来源:新闻晚报

 

  同 样 是“××中路”,两条路的英文翻译各不相同摄影 薛红滨

    最近,北京市出台《公共场所双语标识英文译法》,据了解,本市也正联手各大高校对上海公共场所的英文内容进行检查整治,并承诺以良好的语言文字环境迎接世博会。

部分路名翻译未统一

    日前,记者途经江西南路时发现,短短50米内的三块江西南路路牌竟有三种不同的英文翻译,新落成的蓝色路牌翻译成JiangxiRd(S),相隔不远处一块老式绿色路牌将其翻译为Jiangxi South Rd,而公交站牌上的站名却又成了全拼音的Jiang xi nan lu。无独有偶,西藏中路也有三种翻译:蓝色路牌是XizangRd (M);地铁指示牌则为MiddleXizangRoad,另一块破旧不堪的老式路牌甚至翻成CentralTibetRd。

    虽然按中国人的理解差别甚微,但在外国人眼里则完全不同。一名英国游客表示,在他眼里,这条西藏中路成了两条完全不同的路。记者还发现,凡是带有方位词的路名均存在新老路牌未统一的问题,有的用拼音,有的用英语直译,一些老外摸不着头脑: “这难道不是两条不同的路吗?”

菜单范本翻译未出台

    随后,记者又走访了一些上海比较有名的连锁餐饮店,由于上海还没有发布官方英文菜单范本,一些菜单的英文随意翻译。

    如 薰 衣 草 茶 被 翻 成 了“Smoked dress grass tea” (烟熏的衣服草茶),拿铁咖啡则被逐字硬译成 “Take Iron Coffee” (拿走铁的咖啡),三文治则干脆被译成了 “three tests cure” (三测试治疗)。

    还有的饭店将 “夫妻肺片”翻译成 “man and wife lung slice”(丈夫和妻子的肺片),着实把老外吓得不轻;曾被广为流传的另一经典之作 “ chicken without sexuallife” (没有性生活的鸡:童子鸡),更是让人啼笑皆非。

中文式翻译有待商榷

    这次由北京市旅游局发布的《中国菜英文名官方翻译》,规范统一了中国两千多道菜名,不过记者发现,对颇具上海地方特色的小吃译法还值得商榷。

    如小笼包被译成 “SteamedBunwith Juicy Pork” (蒸出来的多汁猪肉的小圆包),这样有些拗口的翻译名称在上海街头难觅踪影。而在城隍庙等随处可见的是“little basket bun” (小篮包) 、“soup dumpling” (汤馄饨),甚至直接用其拼音 “xiao long”的“chinglish”中国式英文翻译。

    有关专家认为,用太拗口的译法不容易被接受,而太直接的又可能造成歧义,既然豆汁可以被亲切地称为 “Beijing cola”(北京可乐),建议上海特色小吃也可考虑采用诸如 “ ShanghaiBig-mac” (上海巨无霸)之类的昵称。

    经济是永恒的话题。全球经济正当多事之秋,美国次贷危机波及全球,通货膨胀,房市下滑,经济萧条,公司裁员,诸多消极趋势凸显,频现报端。我们在新东方的课堂上向同学们介绍过这些热点经济现象,邱老师也不止一次讲过该考点,还讲解过不少相关词汇,相信考生们在这次考试中能够找到用武之地。

    经济的衰退有诸多说法:economic slowdown, downturn, depression, slump, depression, doldrums等等。裁员也有诸多说法:cut jobs, slash jobs, eliminate jobs, lay off, downsize, slash payrolls等等。这些学过的词汇在英译中能够寻觅到部分影迹。我们的广大学员应该能够感到似曾相识,从而胸有成竹地应对。

    英语用词灵动,本次考试翻译段落中,词语的比喻用法比比皆是,如:flood本义是洪水,在句子more than a million entrants flood the job market中,意思是“纷纷涌入”。再如:embrace本义是拥抱,在句子a new graduate should embrace the market中则包含了“迎接、面对”的意思。

    英语结构严谨。一篇小小段落,倒装结构、从属结构等特殊结构使句子错综复杂。比如:

    In a global marketplace, language skills will go a long way. So will flexibility.

    后句的so指代前句中的go a long way,意思是随机应变的能力也是毕业生应对严酷的就业市场必要的素质。如果翻译成表示结果的句子,就偏离原文的意义,必然失去“忠实”分。

    翻译部分,立足语境,纵观全局,明确体现词语意义、结构意义,众多考生必将迎来满意的结果。

吕绍宗

     张捷先生重译的《战争与和平》2003年由译林出版社出版,现已印刷了5次,引起俄罗斯媒体的关注,他们认为,这是张捷的“一大功绩”。《战争与和平》并非通常的“畅销书”,又是上世纪30~40年代就有译本的“老”书,厚厚的两大本也书价不菲,读者为何还如此乐于解囊?出版第二年,俄罗斯《言论报》2004年3月12~18日这一期用了近一整版的篇幅,介绍张捷和他的几部新著。他们说,张捷在俄罗斯文学方面的“学识之丰富,恐怕俄罗斯同行都应称羡”,“把出版世界文学经典代表作作为出版方向的南京《译林》(文学翻译之林)出版社”重译托尔斯泰这部巨著,“幸有张捷这样不计报酬的大师。”“他花去一生中两年多的时间翻译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这是一大功绩。”
     张捷的“功绩”,不仅在于所译巨著卷帙之浩繁,而且看得出,译文中融注了大量学术研究,包括对这部巨著整体的宏观研究,也包括120多万字逐章的字斟句酌。整体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万多字的译序中;译著的字斟句酌突出体现在全书600多个译注中。
     书的序言、前言中,莱蒙托夫在《当代英雄》中有段耐人寻味的表述:“在各种各样的书中,前言都是至关重要的,同时又是无关紧要的东西;它或用来阐释作品的目的,或用以反驳和回击批评。可是通常情况下,读者与道德目的和报刊攻讦毫无牵连,所以他们就不读前言。这倒叫人惋惜,在我国尤其如此。”读书不读序,或无序可读,往往不易弄懂作品的道德目的。一本书,从头到尾读完了,哪怕津津有味地读完了,也未必知道书里说的是什么,未必弄懂作家的道德目的。多少年内把《红楼梦》当作淫书禁读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不过有时作家创作时不便或不敢明言自己的道德目的,所以书里没有序。这种情况下,最好由日后研究过作家背景和创作心路的专家另外写序,加以指点。《战争与和平》百多万言,涉及19世纪初叶俄罗斯社会的方方面面,既有和平状况下的社会生活,也有宏伟的战争场面,还有大国间重大而复杂的外交斗争等。说它是战争小说?外交小说?城市生活小说?心理小说?都不准确,书里面还有大量论说成分。托尔斯泰当初甚至不想称它为小说,而称它为“东西”,说“这不是一部长篇小说,更不是长诗,也不是历史纪事。《战争与和平》是作者想用而且能用表达它的形式所表达的东西”。但这个“东西”,毕竟是部小说,一部极其复杂的小说。这么复杂的巨著是如何诞生的?作家写这部万般称呼都不是的“东西”的道德目的是什么?他的道德目的是如何展现的?在世界文学的大海里具有怎样的意义?读了译序也许会明白很多。
     600多个译注,凸显了译者的责任心与博学,可以帮读者排除阅读的疑难。一部作品优秀的注释,有时可与作品同放光辉。注释一般有两种。一是作家创作时自己写的,构成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上世纪30年代左琴科的中篇小说《回春》,注释的篇幅与作品本身各半。作品大受欢迎,出版当年就再版,作家甚至被当成科学家,让他飘飘然中有点不好意思,就得益于作品中引人入胜的注释。近年德米特里·加尔科夫斯基的《无尽头的死胡同》,注释甚至比作品本身的篇幅还多。读者首先读到的也不是作品本身,而是它的注释。1997年,反布克奖评委会给它评了个卡拉马佐夫兄弟奖(小说奖),也得益于作品的注释。还有一类注释是后人写的,主要是给读者解释作品的内容。如俄罗斯1999年新版的讽刺名著《十二把椅子》,除增补原先删掉的大量内容外,还加了篇幅相当大的注释,告诉读者大半个世纪前的政治背景、社会习俗、作家遣词造句的用意等等。有点像我们今天出版《论语》《孟子》的注释。张捷所译《战争与和平》的600多个注释属后者,也是为了帮助今天的中国读者理解19世纪的这部俄罗斯作品,既有对重大历史事件和200多个历史人物的评介;也有因斗转星移需要告诉读者书中诸多情节发生在当今什么地方。书中涉及到多种语言,且涉及圣经故事、文学名著、典故名言、宗教习俗等等,译者都耗费精力认真做了查注。
     近读林洪亮译的显克维奇的《剑与火》、张振辉译的普鲁斯的《玩偶》、冯植生译的莫拉弗伦茨的《金棺》、靳戈译的托尔斯泰的《安纳·卡列尼娜》、李辉凡、王景生各自译的托尔斯泰的《复活》、陈中梅译的荷马的《伊利亚特》和王焕生译的《伊利亚特》,都读到颇具学术分量的译序或译后记。陈中梅译的《伊利亚特》除长篇译序外,也花费很多精力作了大量注释。除翻译技巧之外,这些译著都融进了长期研究的真知,译者都是这些方面的专家,所以每每读来都有一种可以放心阅读的轻松感。面对社会上翻译的良莠不齐,再读冯至、卞之琳、戈宝权、李健吾、罗大冈、水夫等创建外国文学研究所的著名学者和今天学长们融研究于翻译的范本,总感寓研于译,精益求精,既是一门翻译学问,也是一种翻译品格。
     笔者有限的翻译实践,也是对前辈师长和当今学长们的一种临摹与仿照。譬如左琴科的语言特色是什么?他的哪些作品用的是“左琴科式的语言”,哪些作品用的是左琴科“本人的语言”?为什么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是诗化小说的典范,是对“富有诗意的地方的最富有诗意,同时也是最正确的描写” 别林斯基语 ,连语言大师契诃夫都说“恨不得像中学生那样分析———分析它的每一个句子,每一个句子成分……恨不得那样学习写作”?自己写过一些粗浅的体会,或点评,赏析,或论文、专著,并努力将之融注于翻译实践中。2006年“译文论坛”就几个《当代英雄》译本进行讨论时,一位网友(教授翻译课的大学老师)说:“推荐译林吕的译本,流畅和表达的自然清晰不说,单就忠实而言,吕译也值得一读……是参考纳博科夫(Nabokov)的英译看的吕译,决定拿吕译和纳译作英语翻译教材了。”纳博科夫是享有世界威望的作家,而且一生创作的前20年(1889~1919)是俄罗斯人,诗人;后20年(1940~1960)是美国人,著名的美国作家、翻译家。得与他的英译对照,同作翻译教材,让译者对翻译百般遗憾之余得觅几分宽慰。

  拙译《民国采访战》出版后,引起民间及学界的一些讨论。讨论内容有些涉及史实,如王晓渔先生对胡适是否曾遭秘密逮捕提出质疑,青浦老人宜兴先生则指出,1937年8月23日那天,中国空军误炸的应为先施公司,而非永安公司等。有些则关乎翻译,如陆谷孙教授指出“跑马场”应为“跑马厅”,纽约“时代广场”应为“时报广场”等。
  这些文章译者读后,获益良多。历史文本的翻译,非常考验译者的知识积累及资料搜寻考辨功夫。
  许多专有名词,在旧时代已有固定中文译法,现在翻译,便必须与过去一致,如“RaceCourse”,在民国时代的上海译为“跑马厅”,现在便不应另译为“跑马场”;“ShanghaiTimes”过去固定译为“《上海泰晤士报》”现在便不应另译为“《上海时报》”;“AmericanClub”过去译为“花旗总会”或“美国总会”,现在便不应另译为“美国俱乐部”,等等。
  中国人名的翻译,也比较头疼。民国及晚清时代,西方在翻译中国的人名时,常采用威妥玛·翟理斯拼音法,遇到名头大的人物,固然一目了然;若遇次要人物,便要花些功夫考证;至于贩夫走卒,则复原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而只有采音译一途了。比如,本书112页提到的QuoTai-Chi,阿班称他为多年密友,译者却一直找不到对应人物,只能暂以“郭太极”音译。及至《民国采访战》付梓,才偶然发现此公原来是郭泰祺。上海一·二八事变时,他是国民政府的外交部副部长,因与日本人签订停战协议,曾遭激进学生痛殴,后调任中华民国驻伦敦使馆工作。阿班途经伦敦,特地拜访故旧。
  翻译西洋人名也难,即便发音再准,译出后往往不规范,因为今日的国人固然以起个洋名为时尚,满街汤姆、约翰、大卫,但建国以前,在华的外国人却常起个汉名。司徒雷登、卜舫济等人不必说,比如华北语文学校校长Pettus的通用中文名是“裴德士”,上海公共租界总董Keswick的通用中文名是“恺自威”,美国驻沪总领事Gauss的通用中文名为“高斯”,等等。国人反而只知其汉名,而不知其洋名。若采用音译,便与历史记载对不上号,让专业的读者不知所云。这方面,译者虽然高度警觉,仍不免挂一漏万。日前读到冯悦著《英文研究》,才知道阿班在北京《英文导报》工作时的顶头上司GroverClark,原来是以中文名“柯乐文”为新闻界及史学界所知,却被我音译为“克拉克”。
  而最为困难的,莫过于日本人名的翻译。西洋著作写到日本人名时,一概按读音作罗马音译,而中国人对日本人的名字,则直接取其汉字。但同一罗马读音的日文名字,对应的汉字名字,有时可达几十个。碰到松冈洋右、长谷川清等著名日酋自然不会弄错,但如果是某某少佐呢?那就有些发懵了,因为你实在不知道他是正之助,还是正之辅,还是正之介,还是雅之佐,还是昌之亮……因为在英文里,他们一概被译为Masanosuke。正因如此,日本驻华无任所大使伊藤述史,终于被我误译为读音相同的“加藤”,实在汗颜。好在自己发现了,加印时会改正。
  在翻译《民国采访战》时,因译者是以历史门外汉身份介入历史文本的翻译,积累欠丰,资料工作薄弱,虽尽了全力,仍留下不少遗憾。陆谷孙教授指出的“跑马场”便是一例。至于宜兴老先生指出的错误,即书中将先施公司误作永安公司,虽然错在阿班的原文,但译者没有以译注的形式注明,也足以说明历史功底薄弱。阿班的错误不难理解,因为永安公司与先施公司毗邻,阿班作为一个美国光棍,平时忙于采访,生活万事有下人打理,难得逛公司购物,将两家百货店混淆,并不奇怪。至于事件发生的日期,阿班经历了九死一生,是不会搞错的,他在该章的头一句便说:“8月23日是个晴热通透的日子”(见《民国采访战》第215页)。
  陆谷孙教授认为,本书作者名字的翻译,若考虑忠于英语的读音,译为“埃班德”更为妥帖。这是极有见地的。译者在为Aband取译名时,确实有过犹豫。查检过往研究,发现中国关于此人的论述不多。仅有的一些论述中,译名也不统一,有译作“亚朋徳”,有译作“阿班”。译者最后之所以选取了“阿班”,一则考虑另取译名会增添混乱,一则考虑“阿班”的名字有中国式的市井味,易为普通读者熟记。虽然事实证明效果已达到,但这样一来,发音的准确性,不免打了折扣。
  韩福东先生对《民国采访战》的评论(见8月24日《南方都市报》),极有见地。韩福东从阿班自己的论述中,推断出他的报道并非如他自称,全然是不偏不倚的。他写道:“但我的理解是,对阿班早期报道亲日的指控是正确的。”本人在浏览过阿班的早期著作后,发现阿班原先是非常亲日的,甚至不愿承认张作霖之死与日本人有关。与此同时,因国民政府早期与英美强烈对抗,他对国民政府,也是一味棒杀。阿班对日本态度的转变,始于上海的一二八事变。这便可以理解,国民政府及在华的美国社区为何容他不得,非要将他赶出中国。韩福东认为,“杨植峰译者序中的某些论断,似乎也是过于溢美了。”对此本人是同意的。
  本书原名《我的中国岁月》,《民国采访战》是译者另取的书名。欧美人的书名,常不能让中国人满意,于是便要另起,比如《红星照耀中国》被改为《西行漫记》,《随风逝去》改为《飘》,《慈禧后私生活实录》改为《御香缥缈录》。而译者之所以取目前的书名,市场反应是一个考虑,对原书名不满,是另一考虑。过去百多年,驻华外国人写的书,动辄都是《在中国XX年》,比如司徒雷登的回忆录,便是《在中国五十年》;塔尔梅奇牧师的回忆录,也是《在中国四十年》。若将这些“XX年”的书归到一起,恐怕一个书架都难摆得下,如何区分彼此?因此是非改不可的。至于是否妥当,那就见仁见智了。常州读者承公侠先生便来信指出,《民国采访战》是个拙劣的书名,他通读全书后,觉得应起名《国民革命目睹记———纽约时报记者阿班的亲身经历》。看了这书名,我不禁击节赞赏,可惜得来太晚,只有遗憾了。杨植峰

  1.总的原则
  
  (1)翻译时既要忠实于原文,又要符合汉语的习惯
  
  (2)翻译不可太拘泥。拘泥、刻板的翻译因死守原文语言形式而损害了原文思想内容。好的译文应该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
  
  (3)能够直译尽量不意译
  
  (4)翻译的过程应该是先理解后表达。现就这一点作进一步论述。
  
  2.结合英文写作特点对语言进行整体理解
  
  首先,英文段落的首句一般为topic sentence,然后展开说明。展开的写法有多种,可分可总,可下定义,可同义重复,可以代词复指等。利用这一技巧,先通读全文,便能更好的理解文章的意思,把握段与段之间的关系,在翻译时就能在上下文中确定词义,从而进行准确的翻译。
  
  其次,就具体而言:
  
  (1)对词的理解可以从构思法、词的搭配关系和词汇之间的逻辑关系等方面入手
  
  (2)对句子的理解可以从句子的内在逻辑、成分之间的从属关系和句子的语法组成等方面来实现
  
  (3)对于长句,可采用如下译法:
  
  顺译法:按照原文顺序译
  
  逆续法:顺序与原文顺序相反
  
  重复法:重复前一个词
  
  分译法:一个句子分成几个部分来翻译
  
  括号法:在译文后加括号进行解释和说明等
  
  终合法:综合运用上述各种方法
  
  3.表达
  
  正确理解原文后,还要通过适当的翻译技巧用规范的汉语表达出来。这些技巧有:
  
  (1)增词法。根据需要增加一些词语,如名词等
  
  (2)减词法。根据汉语习惯,删去一些词
  
  (3)肯否表达法。原文为肯定句,译成汉语是为增强修饰效果,可以译为否定句。反之亦然
  
  (4)变换法,名词译成动词或动词转译成名词等
  
  (5)分合法。一个长句可分成若干部分来译,或者把原文的几个简单句用一个句子表达出来。
  
  (6)省略法:两种语言由于存在差异,表达时不可能总是对等,经常可以省略一些词和句子成分,如英语中的冠词汉语里没有,译时可以省略
  
  4.应试中还应注意的问题
  
  (1)词的指代问题要搞清楚
  
  (2)汉语知识的应用,如修辞等
  
  (3)部分否定和否定重点。部分否定,如not all; 否定重点,如I don’t teach because I have knowledge. (我并非因为有知识才去教书) 。否定重点为 because, 而不是teach.
  
  (4)虚拟语气。这种语法现象有时并非只表示字面意思,它经常有感情色彩,译时要注意。
  
  (5)要认真地通读全文,根据上下文来确定词义、句意,切不可断章取义,望文生义。
  
  5.核对原文
  
  既要核对译文是否准确、通顺,还要注意关键词的采分点。同时不要忘记全文结构的表达,这部分还有0.5分呢。


  “世界上最黑暗的领域,只有当文学的光照进去的时候,才能渐渐地透出光亮,才变得可被认知。描写黑暗的世界是一个写作者的责任,也需要有莫大的勇气。”如此,纳博科夫是勇敢的,因为他为我们带来了《洛丽塔》。
  影片最早被翻译成《一树梨花压海棠》,典出苏轼对好友张先的调侃。张先年逾80,娶一18岁美貌少女为妾,苏轼遂作诗曰:“十八新娘八十郎,苍苍白发对红妆。鸳鸯被里成双夜,一树梨花压海棠。”
  这个翻译先让人联想到周星星的无厘头喜剧片,和影片的基调完全不搭,还是喜欢《洛丽塔》这个译名:
  “洛一丽一塔:舌尖向上,分三步,从上颚往下轻轻落在牙齿上。洛。丽。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