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想创业,但他们似乎有一个同样不创业的理由:我没有钱,我要是有钱的话,怎么怎么样······似乎只要有钱,他就一定能创业成功。

可是马云的创业经历告诉我们,没钱,同样可以创业,同样可以创出一番伟大的事业。

马云有过三次创业经历,创业开始都没什么钱。

 

第一次:创办海博翻译社

马云之所以要办翻译社,主要是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1.当时杭州很多的外贸公司,需要大量专职或兼职的外语翻译人才;2.他自己这方面的订单太多,实在忙不过来;3.当时杭州还没有一家专业的翻译机构。

很多人光有想法,从来都不会有行动。但是马云一有想法,却是马上行动。当时是1992年,马云是杭州电子工业学院的青年教师,28岁,工作4年,每个月的工资还不到100元。但没钱,不是问题,他找了几个合作伙伴一起创业,风风火火地把杭州第一家专业的翻译机构成立起来了。

创业开始,也是举步维艰,第一个月,翻译社的全部收入才700元,而当时每个月的房租就是2400元。于是好心的同事朋友就劝马云别瞎折腾了,就连几个合作伙伴的信心都发生了动摇。但是马云没有想过放弃,为了维持翻译社的生存,马云开始贩卖内衣、礼品、医药等等小商品,跟许许多多的业务员一样四处推销,受尽了屈辱,受尽了白眼。

整整三年,翻译社就靠着马云推销这些杂货来维持生存。1995年,翻译社开始实现赢利。现在,海博翻译社已经成为杭州最大的专业翻译机构。虽然不能跟如今的阿里巴巴相提并论,但是海博翻译社在马云的创业经历中也划下了重重的一笔。

海博翻译社给马云最大的启示就是:永不放弃。

没有钱,只要你永不放弃,你就可以取得成功。

 

第二次:创办中国黄页

中国黄页是中国第一家网站,虽然是极其粗糙的一个网站。网站的建立缘于马云到美国的一次经历。1995年初,马云参观了西雅图一个朋友的网络公司,亲眼见识了互联网的神奇,他马上意识到互联网在未来的巨大发展前景,马上决定回国做互联网。

创业开始,马云仍然没有什么钱,所有的家当也只有6000元。于是又变卖了海博翻译社的办公家具,跟亲戚朋友四处借钱,这才凑够了80000元。再加上两个朋友的投资,一共才10万元。对于一家网络公司来说,区区10万元,实在是太寒酸了。

很多人都说,做网络公司,没个几百万上千万是玩不转的。又有人说,如今的环境跟马云创办中国黄页的时候截然不同了,那时10万可以,现在肯定不行。我说,这全都是借口。说这样的话的人,这辈子也不可能有什么大的成就,因为他们眼里看到的都是困难。

对于中国黄页来说,创办初期,资金也的确是最大的问题。由于开支大,业务又少,最凄惨的时候,公司银行帐户上只有200元现金。但是马云以他不屈不挠的精神,克服了种种困难,把营业额从0做到了几百万。

当然,后来中国黄页被杭州电信收购了。但是我以为,中国黄页在马云手里,依然是成功的。

 

第三次:创办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无疑是中国互联网史上的一次奇迹,这次奇迹是由马云和他的团队创造的。

但是阿里巴巴创业开始,钱也不多,50万,是18个人东拼西凑凑起来的。50万,是他们全部的家底。然而,就是这50万,马云却喊出了这样的宣言:我们要建成世界上最大的电子商务公司,要进入全球网站排名前十位!

那是1999年。1999年,中国的互联网已经进入了白热化状态,国外风险投资商疯狂给中国网络公司投钱,网络公司也是疯狂地烧钱。50万,只不过是像新浪、搜狐、网易这样大型的门户网站一笔小小的广告费而已。阿里巴巴创业开始是相当艰难,每个人工资只有500元,公司的开支一分钱恨不得掰成两半来用。外出办事,发扬“出门基本靠走”的精神,很少打车。据说有一次,大伙出去买东西,东西很多,实在没办法了,只好打的。大家在马路上向的士招手,来了一辆桑塔纳,他们就摆手不坐,一直等到来了一辆夏利,他们才坐上去,因为夏利每公里的费用比桑塔纳便宜2元钱。

阿里巴巴曾经因为资金的问题,到了几乎维持不下去的地步。

8年过去了。

2007年11月6日,阿里巴巴在香港联交所上市,市值200亿美金,成为中国市值最大的互联网公司。马云和他的创业团队,由此缔造了中国互联网史上最大的奇迹。

 

中国大部分想创业的人都是一样,晚上想想千条路,早上起来走原路。他们比马云聪明多了,能想出非常多的创业好点子来,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去执行过。因为他们有着太多的借口和理由。

“我没有钱。”他们都这样想。

于是,他们继续过他们平庸的生活。

今天看到了俞敏洪在北京大学2008年开学典礼上的发言,俞敏洪在发言的最后说了这样一段话,让我特别感动,他说:

人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但是有的人一生过得很伟大,有的人一生过得很琐碎。如果我们有一个伟大的理想,有一颗善良的心,我们一定能把很多琐碎的日子堆砌起来,变成一个伟大的生命。但是如果你每天庸庸碌碌,没有理想,从此停止进步,那未来你一辈子的日子堆积起来将永远是一堆琐碎。

来源:东方网 作者:蒋佳佳 选稿:陈誓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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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唐闻生接受采访。

  东方网记者蒋佳佳8月6日报道:新中国第一位联合国副秘书长唐明照先生的“千金”,外交界最优秀的英语译员之一,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的英语翻译,唐闻生就是顶着这些重量级头衔的才女。在世界翻译大会组委会安排下,唐闻生今天接受东方网记者采访,回忆了自己的成长经历和在领导人身边担任翻译的难忘时光。
  
  出生于美国纽约

  
  唐闻生出生于美国纽约,“说句玩笑话,美国人民教会了我英语。”3岁以前,普通话、广东话、英语夹杂着说,进入幼儿园后只说英语,直到9岁回国重新学说普通话,“小孩子容易吸收,上了一个学期我的作文能得80多分。”
  
  在美国时,长辈们时常讨论时事问题,家里形成了爱国的氛围,再加上当时美国人由于对中国缺乏了解而多持否定态度,“他们看我的鼻子都跟他们不一样,是扁的。”小小的唐闻生对于回国充满了热情,“回国一看,我们的鼻子都是一样的,特别兴奋。感觉可以努力建设自己的国家、建设一种新的生活,作为一个中国人是很自豪的事情。”
  
  19岁的唐闻生进入北京外国语学院(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并用3年时间读完了5年的全部课程,随后走上外交翻译的岗位,出任毛泽东、周恩来的英语翻译。
  
  忆毛泽东二三事
  
  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唐闻生对很多事情记忆深刻。
  
  “印象最深的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唐闻生回忆起往事,“尼克松进来时,主席还站起来和他握手,但走的时候,主席没有站起来。”谈话时毛泽东满面红光、神采奕奕,出乎意料谈了两个小时。“我真的觉得这一辈的领导人在用自己的生命开创外交、建设国家。”
  
  毛泽东对学习的重视也让唐闻生记忆犹新。“有一次,他开玩笑地跟我说,你就满足于学一门外语,一个月56块钱?也不做点学问,研究研究英文是怎么来的?”唐闻生听了立即去找资料,了解英文的来历,“虽然是玩笑话,但看得出他对年轻一代的期望。”毛泽东对自己没有学好英文非常遗憾,“他曾经说,可惜长征的时候没有人教英文,那个时候天天在马背上倒有时间学习。”唐闻生从这些话语中感受到,毛泽东对学外语很有兴趣,“但那时他实在没有功夫坐下来学。”
  
  翻译事业值得献身

  
  唐闻生虽然从翻译第一线退了下来,但对曾经奋斗的岗位一往情深,提起外交翻译来滔滔不绝,“为领导人翻译主最重要的是准确。”特别是重要场合为重要人物之间的对话进行翻译时,要掌握具体事件内容和背景,了解本国和对方国家的经济、社会历史和现状,最好能清楚对方的生活经历、国家发展主张等,“知道双方状况,才能在翻译时把握好分寸。”
  
  “翻译事业是个值得献身的事业。我希望通过媒体让大家更深入了解这个事业。”唐闻生表示,社会上有一种误解,很多人把翻译当作跟在洋人后面的人,“人家不张嘴,你也不能说话,没有自己的想法。”但是没有翻译,就没有中外交流,好的翻译是沟通的重要因素。“希望全社会了解翻译的重要性,并予以重视。”

大洋新闻 时间: 2008-08-23 来源: 广州日报

  榜边煲粥

  我很少和翻译家打交道,总感觉翻译者总是垂着一层帘子,作家在前面,翻译者在后面。翻译好了,是作家的文笔好,翻译不好,则绝对是译者的水平不够。

  说到这,忽然想起以前做书评编辑时候的旧事。刘星灿译的《好兵帅克历险记》可能不如萧乾先生根据PaulSelver英译本转译而来《好兵帅克》那么有名,萧译本是淡绿色封面,封面上有捷克著名画家约塞夫·拉达为“好兵帅克”作的一幅插图——帅克一手敬礼,一手夹着烟斗,脸上特有的坏笑,既有几分“天真”,又略带一点小人物的“油滑”。

  文字上,萧译得“典雅”,星灿译得“通俗”。萧译作“捡粪”,星灿则译为“捡狗屎”。萧译“死”为“呜呼哀哉”,星灿译为“不得好死”。星灿则是完全“放”开的,多了点“胡同”气味,多了点拐来拐去的短句。

  当时,正当捷克作家克里玛作品集在中国推出时,向中国的读者介绍克里玛成了一大头疼的问题,可以查找的资料不多。几经辗转才找到《世界文学》副主编的高兴先生,经他指明可与“克里玛”的翻译者之一刘星灿老师联系。于是抱着侥幸之心,给远在加拿大的“刘星灿”发了封邮件,很快就得到答复。星灿老师自称对电脑不熟,于是那封信是用厚厚的十几页纸写成,然后扫描成图片,再传给我们。打印下来,厚厚的一摞。好独特的方式。

  谈起“克里玛”,她颇有兴致,由于和克里玛妻子的海伦娜是要好的同班同学,上世纪50年代同在布拉格的大学文学系里学习。所以把克里玛介绍给中国读者,好比是把故人介绍给故人。

  从个人的文字介绍里,我才发现,此刘星灿与《好兵帅克历险记》的译者星灿、赫拉巴尔的主要翻译者“星灿”,皆为一人。“星灿”之名,不知是否出自曹孟德的“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名字里的气魄也常常让我觉得“星灿”是一位男士。

  后来我在一份周刊里找到这位翻译家的介绍:

  中国青年出版社陆续出版的捷克小说家博胡米尔·赫拉巴尔的精品集,由捷克文学学者刘星灿等几位“或奔七旬或过八旬的老眼昏花的人”翻译。译文雅致、优美而传神,台湾地区出版的繁体中文版也采用了他们的译本。但是,刘星灿等人所在的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东欧文学组已解散数年,据说其中一位译者,还远居美国,不会用电脑,译稿全靠手写,再复印一份自留,原稿托人坐飞机捎带回国交给编辑……

  那些翻译家的故事讲都讲不完。

  今年,是傅雷先生诞辰百年,有幸参加了国内举办的一系列纪念活动。热闹的纪念活动过后,我的心意外地变得十分平静。我在想,傅雷没有文凭,没有学衔,一生也没有获过什么奖,一辈子所致力的,是如今还是有许多人根本看不上眼的翻译,可他为什么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显示出越来越强大的生命力,为后人所纪念、所赞颂?
  学者柳鸣九先生说过:“在中国知识文化界的心目中,傅雷有三重令人敬仰的身份:他创制了卷帙繁浩的二十卷译文集,是名副其实的翻译巨匠;他以高境界的父爱书写出《傅雷家书》,是历史上实施艺术人格家教的成功典范;他以自己的生命维护了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是一位勇敢的殉道者,而他最核心、最重要的价值还在于他丰厚而优秀的翻译业绩。”是的,我赞同柳先生的看法,傅雷一生有很多贡献,《傅雷家书》、《世界美术二十讲》具有相当影响。但是,在我看来,傅雷之为傅雷,最根本的,是因为他的翻译。是翻译赋予了傅雷以不朽的生命。
  要理解傅雷,不能离开傅雷的翻译。法国著名作家斯达埃夫人在论“翻译的精神”时说过:“人所能为文学做出的最大贡献就是把人类精神的杰作从一种语言传到另一种语言。”傅雷把一生献给了翻译事业,是因为翻译可以立命,寄托精神理想。他很早就把自己的译事与国人的自强和民族的进步联系起来,他要用翻译活动来振兴民族,给予国人精神上的勇力,用翻译活动来服务社会,推动我国文化发展,为社会文明默默奉献。他在自己的书斋,孤独而虔诚、热情而执著地进行着这项神圣的使命。他深深地体会到:“人类有史以来,理想主义者永远属于少数,也永远不会真正快乐,艺术家固然可怜,但是没有他们的努力与痛苦,人类也许会变得更渺小更可悲。”他也这样勉励自己:“赤子之心这句话,我也一直记住的。赤子便是不知道孤独的。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创造许多心灵的朋友!永远保持赤子之心,到老也不会落伍,永远能够与普天下的赤子之心相接相契相抱!”他深信:“园丁以血泪灌溉出来的花朵迟早得送到人间去让别人享受。”因而不断“鞭策自己。竭尽所能的在尘世留下些许成绩”。即便被打成右派期间,傅雷也没有忘记沟通东、西文化是己任,并且还站在人类文化的高度,思考东、西文化的问题:“东方西方之间的鸿沟,只有豪杰之士,领悟颖异,感觉敏锐而深刻的极少数人方能体会。……东方的智慧、明哲、超脱,要是能与西方的活力、热情、大无畏的精神融合起来,人类可能看到另一种新文化出现。”虽然蒙受不白之冤,他依旧把“为人类共同的事业——文明,出一分力,尽一分责任”视为自己和他人的共同追求。这种崇高的境界更彰显了一颗具有云水襟怀的赤子之心。
  傅雷怀有一颗赤子之心,感情的纯洁,感情的真诚,还有大写的爱,铸成了傅雷生命的本真。在傅雷的生命旅程中,无论是对他人、社会、民族或国家,他都让我们看到了他的赤子之心。他崇尚希腊精神,把纯洁视为“古典精神的理想之一”,用水晶一般透明的心对待他人、朋友,成为“他们最好的良师益友”;他追求“真理至上、道德至上、正义至上”,在热心社会的过程中,表现了一个真正知识分子的社会良心,真诚到甘做他人和社会的诤友;他的爱心在致友人的书信中也全然呈现:“弟虽身在江湖,忧时忧国之心未敢后人;看我与世相隔,实则风雨鸡鸣,政策时事,息息相通,并未脱离实际,爱党爱友之心亦复始终如一。”作为中国真正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代表,傅雷的赤子之心不仅表现在把自我置于民族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中来寻求自己的人生境界,还表现在把自己高格调的生命追求和高品位的艺术追求完好地统一起来。所以,他的赤子之心蕴涵丰富,具有非凡的感人力量。
  傅雷心灵是纯洁的,纯洁的心灵因崇尚真而美丽。傅雷说:“只有真正纯洁的心灵才能保证艺术的纯洁。”他“视文艺工作为崇高神圣的事业”,不能容忍玷污艺术。他对傅聪说过:“艺术表现的动人,一定是从心灵的纯洁来的!不是纯洁到像明镜一般,怎么体会到前人的心灵?怎能打动听众的心灵?”傅雷认为:“真诚是第一把艺术的‘钥匙’”,“艺术家一定要比别人更真诚”,因为有了真诚,才会有虚心,有了虚心,才能真有所感,才能对作家深入体会。而且,傅雷注重的真诚,不仅仅指艺术家怀揣一颗真心来从事艺术,还指在艺术道路上的求真、爱真、守真的意识。所以,傅雷的译文不仅美,还流露着“真”:做人的“真”和对原著的“真”。傅敏认为,“真”是父亲“最大的特点”。
  傅雷有着知识分子的社会良心。他要用文学翻译活动来服务民众,推进社会文明,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的责任心,其中也包含了傅雷对艺术的热爱,对文学翻译工作的真诚的、热烈的、忘我的爱。赤子之心和人文情怀是傅雷的人生境界与艺术境界的叠合,而且,由于二者的叠合、交融、凝结,产生了更大的动力源(600405,股吧)泉,使他对艺术的爱更为强烈,对文学翻译更是情有独钟,因为他已把自己的精神追求融合在具体的艺术追求中,而在翻译活动层面上说,“对文学作品爱之愈切,领悟愈深;领悟愈深,译者与作者愈能发生思想的接合和心灵深处的共鸣,译者也就愈能传达出作品的‘神韵’。”所以,傅雷的译著至今还能赢得“许多心灵的朋友”,与他们“相接相契相抱”,这与其融合了人生理想和艺术理想的赤子之心和人文情怀有着密切的联系。正因为有着一颗超凡脱俗的赤子之心,傅雷才能在翻译活动过程中,充分调动自己的艺术热情和文学才华,忘我地投入,最终把自己的人品融化在译品中,把自己的精神力量连同着艺术心血,一道化作了极富魅力的感人的文字,化作了深刻的人文情怀,化成了永恒的生命。
  纪念傅雷,追踪傅雷的生命足迹,我想,最好还是阅读傅雷。只有走进他的翻译世界,才有可能理解傅雷,理解傅雷生命的意义。鉴于这样的认识,我和宋学智教授再次阅读了傅雷的全部译文,在此基础上编写了《走进傅雷的翻译世界——傅雷译文精选与评论》(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书中有傅雷在各个不同时期最传神的译笔,也有我们对他的翻译所展现的各个维度的理解,诚以此作为我们对傅雷最虔诚的纪念。
  选自:文汇读书周报

  赵萝蕤(1912—1998),浙江德清人。著名翻译家和比较文学家。1932年毕业于燕京大学英语系。1935年毕业于国立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为英美文学研究生。1946年和1948年先后获美国芝加哥大学文学硕士、哲学博士学位。赵萝蕤曾追忆当年选择清华的情境时说:“作为女性,我能够选择的生活道路够狭窄的。我大学毕业时才二十岁。父亲说怎么办呢,还是上学吧。清华大学就在隔壁,去试试考一考。那里有个外国文学研究所。”当时清华的外国文学研究所除了英语外,还要考两门外语。结果,赵萝蕤法语及格了,德语却吃了一个零分。不过,她的英语确实过硬,考了一百分。吴宓老师说:“行。德语等入学后再补吧。”就这样,赵萝蕤被录取了,并且还得了一年360元的奖学金。她在清华学习了三年,听了吴宓的“中西诗的比较”,叶公超的“文艺理论”,温德的许多法国文学课:司汤达、波德赖尔、梵乐希等,还跟吴可读读了英意对照的但丁的《神曲》。

  一

  我是很晚才有幸结识赵萝蕤的。1948年3月,我从美国印第安那州曼彻斯特学院毕业后,进入芝加哥大学研究院攻读英美文学博士学位。当时已有数十名中国研究生在那里深造,多半在“国际公寓”寄宿。我到校后也住在那里,结识了其中不少人。在英文系研究生中有赵萝蕤、周珏良、查良铮(穆旦)等人,他们都是国内英语界的精英,我的良师益友,后来数十年中的患难之交。

  珏良,我曾在昆明西南联大见过一面,他的堂兄、我的忘年交周煦良教授介绍的。当时他已从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留校任助教,我是外文系一年级新生。那是1939年的事了,一别九年,倒成了朝夕过从的异国同窗。

  赵萝蕤是西语界资深望重的前辈,无奈我孤陋寡闻,却有眼不识泰山。当时萝蕤已完成研究美国小说家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小说的博士论文,颇得系主任威尔特(Napier Wilt)等教授的赞赏。几年的寒窗苦读已大功告成,这时她的丈夫陈梦家教授已提前于1947年先行回国,任教清华,因此她有富余的时间常与珏良和我讨论文学理论和批评的问题。我们三人都师从克莱恩(RonaldS.Crane)教授等大师,钻研他们根据亚里斯多德的《诗学》原理创建的“新亚里斯多德学派”(或称“芝加哥学派”)的文学批评理论。萝蕤熟谙中外文学名著和文学理论,分析研究常有独到的见解,说来娓娓动听。但不论日常交往,或谈诗论文,一向温文尔雅,文质彬彬,从来没有一点资深前辈居高临下的神气。在全体中国留学生中,她是“德高望重”的“大姐”,大家一起出游时,她“龙头”,我“龙尾”。

在芝加哥大学的赵萝蕤

  1948年秋冬之间,萝蕤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来年6月就可在著名的洛克菲勒教堂登台接受博士学位。这时平、津局势紧张,万一南北交通受阻,萝蕤深恐不能实现学成回国的愿望,便毅然决然在年底以前不顾一切兼程回国,几经周折才在1949年初回到了当时的围城北平,到燕京大学西语系任教。不久之后,朝鲜战事爆发,燕大的美国教授纷纷回国,萝蕤接任系主任职务。由于师资不足,除了原有的学贯中西的青年教授吴兴华,和在国内延聘的俞大纲和胡稼胎两位前辈,她又报请陆志韦校长电聘我回国来共事。

  1951年8月中旬,我回到北京,萝蕤亲自到前门火车站接我。别后不过两年多,我不无好奇地看到,她的衣着起了很大变化。当年在芝大,她总爱穿一身朴实无华的西服,显得落落大方,风度宜人。眼前她身上套的却是褪了色的灰布中山服,皱皱巴巴,不伦不类,猛一看人显得有些憔悴了,但风度不减当年。

赵萝蕤与丈夫陈梦家(左一)及朋友合影

  到了燕园,由于我新来乍到,住房尚未分配,萝蕤便留我先在她家做客,受到她温馨殷勤的款待。陈梦家教授当年是著名的“新月派”诗人,后来又以古文字学和考古学的成就蜚声中外,当时在邻近的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夫妇俩住在朗润园内一幢中式平房里。室外花木扶疏,荷香扑鼻。室内一色明代家具,都是陈先生亲手搜集的精品,客厅里安放着萝蕤的“斯坦威”钢琴。这时我才知道她是燕大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博士惟一的女儿。赵老不仅是世界知名的基督教神学家,任世界基督教理事会的亚洲主席,而且是全国闻名的杜甫专家。萝蕤从小在家受到中西文化的熏陶,不但能诗能文,而且弹得一手好钢琴。二十岁自燕大西语系毕业后进入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两年后就将美国诗人爱略特(T.S.Eliot)以晦涩闻名的长诗The WasteLand(《荒原》)译成中文,受到专家学者的交口称赞。后来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所选的研究专题又是以艰深闻名的亨利·詹姆斯长篇小说。我在风景如画的洞天学府开始我的教学生涯,竟又得在这般清高优雅的人家流连,私心不由得不感到庆幸,怎么也不会料到这样的日子不久就会一去不复返了。

  二

  到校后不久,我就上课了。我从未教过书,萝蕤却安排我教“英国文学史”和“高级英文作文”,都是四年级的课,我只有十来天时间备课,而且没有课本可用。萝蕤鼓励我试用马列主义观点讲授英国文学史,而我对“马列”一窍不通,只好临时抱佛脚,勉为其难,深恐有负萝蕤大姐的信任和期望。不料几个月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就从天而降,不仅要“人人过关”,而且冲击了教学工作,我教的“英国文学史”下马,我倒落得清静,也免得萝蕤为我操心。

  “思想改造运动”一打响,市委工作组进驻燕园,发动全校师生批斗赵紫宸、陆志韦、哲学系主任张东荪,要求人人和他们“划清界限”。作为西语系系主任,萝蕤不仅仅要检讨个人的“资产阶级思想”,还要参加各种大、小会议,没完没了地检讨在领导教学工作中“重业务,轻政治”的错误倾向,疲于奔命。

  “思想改造运动”告一段落,紧接着上级宣布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教会大学一律解散,燕京和辅仁按不同科系分别并入北大、清华、北师大,人员听候统一分配。7月,萝蕤来访,向我传达本系教师分配情况。五名教授中,她本人和其余三位教授都去北大,唯有我的去处是天津南开大学。话一出口,她就忍不住放声哭了起来。我明白她的心情。当初她让我放弃未完成的博士论文,万里来归,而现在却只能让我任人摆布,无可奈何,吉凶莫测,她怎能不感到由衷的负疚?当初,她满怀信心,要壮大燕京的英语教授阵容,以芝大英语系为蓝本建立一个优异的英语专业。如今她以稀有的才华构建的象牙之塔在狂风暴雨中化为灰烬,美好的梦想成为镜花水月,她怎能不伤心欲绝?几个月来,她憔悴了许多。尽管她平日总镇静自若,从容不迫,但不难想象,在工作组的政治压力下忍受了多少煎熬,因为既是赵紫宸的女儿,又是陆志韦的干女儿,她又何从“划清界限”?长年徜徉于詹姆斯小说中那些女主角的精神世界,她那詹姆斯式的细腻感情与良知,怎经得起如许粗暴的冲击?同时,梦家在清华也遭受猛烈批判,现在被分配到考古研究所了,她父亲在被长期批斗之后也被迫告别任教多年的燕园。此时此刻,我决不能和这位敬爱的大姐“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而只能强作欢颜,好言宽慰,让她不要为我操心,反正我是四海为家的。

  我本打算暑假好好休息一下,然后去南开报到。不料又奉命参加“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翻译工作,直到1952年11月才离开燕园,一辆卡车连人带行李把我和老母送到前门火车站。距萝蕤到车站接我不过一年多,燕京大学已经换了人间,“新北大”成了风光旖旎的燕园的新主人。

  三

  我到南开大学任教之后,和原燕园同仁联系不多。1956年夏,我又被调回北京,在西郊一所外语学院英语系任教。学院离“新北大”不远,我有时在周末或假日去看望萝蕤,但她大部分时间住在市内家中,因此也难得见上一面,说点闲话。1957年我中了“阳谋”暗算,辗转听说梦家也落难,萝蕤受打击,患了精神分裂症。1958年,我发配北大荒,从此颠沛流离,多年与萝蕤不通音信。只知道她仍在北大任教,但身为“右派”家属,又为精神病所苦,日子一定不会好过。及至“十年浩劫”临头,又辗转听说梦家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腥风血雨中不堪凌辱而自裁。萝蕤从此孑然一身,精神分裂症更形加剧。

  “十年浩劫”之后,我又回到北京原单位任教,重新见到萝蕤,真“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当年从燕大调入新北大的四位英语教授中,三位都在“浩劫”中死于非命。萝蕤硕果仅存,但她自己在市内的家、梦家生前精心搜集的明代家具和字画、她的斯坦威钢琴,都没逃脱“横扫”的命运。

  她已搬到父母生前寓居的美术馆后街二十二号一座历史悠久的四合院内,两间朝西的小屋,里面一间放了一张小床、一张小书桌、两三把椅子。这是她的卧室兼书房,也是她接待国内外来访者的小天地。外面一间放着几个书架,藏书中包括她当年在美国搜集的全套初版詹姆斯小说和爱略特签名的诗作。她毕生以读书为乐,可目力衰退,不得不有所节制。她热爱音乐,现在唯一的消遣是坐在小屋里倾听西方古典音乐的录音。和沈从文一样,她从来不谈个人的苦难经历。正如杨宪益和戴乃迭从来不提在“浩劫”中痛失独子之痛一样,她也从来没有提到过她的丧夫之痛。我知道她因精神分裂症仍在服药,有一天,我注意到她的嘴唇不时抽搐,便问她是否可以减少剂量。她的脸立刻变色,质问我:“你要让我犯病吗?”我后悔说话唐突,同时也突然认识到,这么些年来她形影相吊,不定受到过怎样的梦境的煎熬。哪怕一个詹姆斯式的悲剧女主人公,也不可能以如此的勇气和尊严承受她的苦难。

  令我感到惊喜的是,泰山压顶的苦难并没有使她顾影自怜,一蹶不振。我重返北京之后,有机会去市内,一定和老伴儿一道去看望她,一杯清茶,谈天说地。或者约她去吃个小馆子,打个“牙祭”,反正让她高兴我们也就高兴。有时还带上孩子或亲戚或外国友人去拜见这位幸存的国宝,她也乐于接待。我也常和她一道参加一些学术活动。1980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在成都主办外国文学学会成立大会,虽然路途遥远,萝蕤也不畏长途跋涉,和我搭乘同一趟火车前往成都赴会。1984年春,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lrvine)英文系克里格(Murray Krieger)教授应我的邀请来广州中山大学作系列演讲,她也欣然应邀赴会,谈笑风生,而且从来没有要求特殊照顾。

1996年的赵萝蕤

  令我感到更加惊喜并肃然起敬的是,她以衰病之躯,且又老眼昏花,却坚持不懈地从事教学和科研。英文系出版的《欧洲文学史》巨著由她和另外两位教授负责编写的。她担任英文系博士研究生导师,传道授业,既慈祥又严格。我曾应邀参加过她的博士生的口试,深为她的敬业精神所感动。她早年翻译的爱略特的长诗《荒原》久已脍炙人口,八十年代初又应上海译文出版社之约重新修订。同时,她又毅然投身翻译美国诗人惠特曼(Walt Whitman)的经典巨著《草叶集》(The Leaves of Grass)。在她那仅能“容膝”的小屋里,夜以继日一面钻研惠特曼的全部作品、一切有关诗人和《草叶集》的学术著作,一面伏在那张小书桌上,用她那一笔不苟的书法,重铸惠特曼前无古人的诗篇,长达十二年。在这个期间,上海译文出版社又约她翻译一部詹姆斯短篇小说选。她忙于翻译《草叶集》,只抽空翻译了《黛茜·密勒》和《丛林猛兽》两篇,其余三篇和詹姆斯的著名论文《小说的艺术》就由我完成了,1985年出版。和她合作的过程也是向她学习的过程,可惜只有一次这样难得的机会。

  1988年,我和美国《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葛钢(Ed Gargan)谈起萝蕤大姐劫后余生翻译《草叶集》全文的“壮举”,他深受感动,央我帮忙安排登门采访。葛钢在那间小屋里进行采访之后,写了长篇报道,登在1988年2月16日《纽约时报》的头版,引起美国研究惠特曼的学者极大的兴趣。为了表彰她毕生献身文学研究和教学的精神和成就,1991年芝加哥大学邀请赵萝蕤博士回母校参加建校一百周年活动,并授予“专业成就奖”。

  1993年9月,萝蕤又应香港中文大学之请,去讲学两周。9月24日,她从中大写信到美国给我,信中提到她不久前看过年初在纽约出版的我用英文撰写的回忆录《一滴泪》(A Single Tear):“我还在为你的书而感到振奋。”又说她曾和中大英文系教授提到我的书,“我说不但内容一字动不得,即文字也一字动不得。”同时,她也知道这本纪实作品,虽然平实之极,却已经使我们陷入“贫归故里生无计,病卧他乡死亦难”的境地。在信的结尾,她用朴实无华的语言向我们发出深情的邀请:“你和怡楷来京可住我处,我们现在西屋作客房,有全套卫生设备。我仍有保姆,可和我同饭。”萝蕤大姐老境凄凉,竟然还要为我这个无家可归的游子的食宿如此操心,怎能不令我感慨万千,欲哭无泪。我只能等形势允许时再作归计,面谢大姐的关心爱护了。

  1997年秋,北京一所英语学院邀请我来年返京讲学,我指望终于可以重新回到萝蕤大姐身边了。怎么也没料到,1998年元旦就传来了噩耗,萝蕤大姐已含恨走完了她八十六年风雨人生的道路。当年她领军的燕大西语系五名教授中,如今只剩下我一个人了。不到四年之后,她度过黄昏岁月的那座被文化专家们称为“集建筑、人文、文物价值于一身”的故居,面临巨大商业利益的冲击,也在推土机下死于非命。

  2005年10月我回国探亲访友,曾在上海作短暂的停留。8日下午,由友人陪同偕怡楷前往上海博物馆,专程参观陈梦家先生生前搜集的明代家具精品,凭吊两位故人。五十五年前在他俩朗润园家中做客的光景,历历在目,物在人去,恍若隔世。但愿萝蕤大姐在天之灵不再为我这个羁留海外的八五老人的食宿操心!(作者:巫宁坤)

  来源:中外书摘 2007年第10期

 

费胜潮

    2007年3月16日,人民大会堂,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记者招待会上从容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温总理身边,一位青年翻译在纸上快速地记录,流利地翻译着。他名叫费胜潮,先后陪同国家领导人出访过50多个国家。在一些重大国际事件中,常常能在中国领导人身边发现他的身影。

    “黑马”闯进外交部

    1973年,费胜潮出生在湖北武汉一个书香门第。费胜潮从小就是个活跃分子,热衷于学校举办的各项活动,有“小外交家”之称。上中学后,费胜潮对航空、船舶、兵器知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经常找来外文书籍阅读,无意中激发了他学英语的激情。很快,费胜潮成了学校里的英语佼佼者。

    高中毕业时,发展全面的费胜潮有望被保送到北京外国语大学,但他却报了学科体系更为齐全的武汉大学。他认为,每个人面前其实一直存在着多条发展轨道。一进大学,费胜潮便选修了经济学的双学位,并先后加入学校多个社团。

    1996年初夏,外交部来到武汉大学招收翻译人才。费胜潮儿时的外交梦再次躁动起来:既然有这么一个难得的机会,干吗不去试一试?凭着极富磁性的嗓音、出色的口语、扎实的学科基础,费胜潮一路过关斩将,顺利通过海选、初试及复试。

    本以为大学期间的优异成绩能使自己在外交部大展宏图,谁知艰苦的军训结束后费胜潮才得知:每年像自己这样被招进外交部的名校尖子生有200多人,通过半年的“魔鬼训练”及层层考试,最终只有4-6人能进入翻译室英文处。

    一天,一位前辈把大家带进一个房间,里面一台小电视滚动播出英国BBC和美国CNN两个频道的新闻,而且在不断地换台。前辈发话了:“你们先听着吧。”几分钟后,前辈再一次发话:“现在你们把原话记下来。”他们一愣,原来是变着法儿考试。大家这才理解外交翻译的要求:不仅要翻译功底好,而且还要有超强的记忆力。这些,绝非一朝一夕就能练成的。

    经过近半年的训练,瘦了一圈的费胜潮从众人中脱颖而出,正式成为外交部英语翻译。

    风光并辛苦着

    工作初期,费胜潮曾随财政部代表团访美,并被派往欧盟翻译总司学习同声传译。学成归国后,他多次随国家领导人出国访问,并担任国际会议的翻译。

    在别人看来,无论是费胜潮所从事的工作,还是他所处的位置,无疑都是风光十足。有一次,一位老同学从电视里认出了费胜潮,兴奋地给他打来电话:“你小子行啊,我在央视都看到了你!”电话这头,费胜潮脸上却写满了淡定。风光背后的付出与辛苦,只有他自己清楚。

    由于现任国家领导人大多有极强的工科背景,熟悉工业领域,提问非常专业,而外交部翻译们又多为纯语言或者文科出身,所以每次接到任务后,费胜潮总要提前几天展开准备工作。有一次,他得知温总理可能会参观某光纤厂,便立即上网查看那家企业的概况,并且将所有专业词汇牢记于心。尽管苦下工夫,费胜潮在翻译时还是遇到了“拦路虎”——不知道一个新出现的词怎么翻译。情急之下,他只好询问身边的陪同人员,了解清楚后才根据意思翻译出来。事后,温总理并没有责备费胜潮,而是温和地告诉他:“不会翻译不要紧,翻译错了可不行。”总理的严谨、宽容让费胜潮深为折服。

    随着经验的丰富,费胜潮的表现愈加出众,并逐渐有了在记者招待会现场翻译的机会。但因为事先不知道刁钻的记者们会问什么样的问题,也不知道领导人会作出什么样的回答,所以费胜潮日常的准备工作显得尤为辛苦。为了熟知政策,费胜潮必须阅读中央有关会议文件、《人民日报》社论;为了补充信息,他要关注媒体报道、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阅读外电、外报,上网浏览信息等等,一切可能在记者会上会被涉及的内容,他都要做到未雨绸缪。

    2006年一次记者招待会前夕,费胜潮从《人民日报》上了解到,温总理在一周前参加人大甘肃团小组讨论的时候,讲了“知难不难,迎难而上”这么一句话。

    记者招待会那天,温总理在回答提问时再次用了这句话,并在此基础上作了延伸。温总理一段话讲完,胸有成竹的费胜潮脱口而出: “When you know it is difficult,it maybe less difficult.We need to face up to the difficulties……”

    虽为高级翻译,但费胜潮也出过差错。有一次记者招待会接近尾声时,凤凰卫视的记者用中文提了一个问题,翻译起来并不难,费胜潮脱口而出,但全场大笑,领导人也笑了。费胜潮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是用中文把问题重复了一遍。

    让总理的声音传达到世界

    由于工作繁忙,费胜潮已经好几年没回老家过年了,他原打算2007年春节带妻子和女儿回武汉跟父母团圆。但就在春节前一周,费胜潮接到任务:在第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中担任温总理的翻译。

    费胜潮放弃了回老家的打算,他歉疚地对妻子说:“佳佳,你看……”没等他把话说完,妻子俞佳抢先说道:“你就放心准备去吧,一定不能让温总理的话打了折扣。”费胜潮感激得不知道说什么好。得到妻子的体谅后,费胜潮马不停蹄地开始准备。费胜潮说,虽然现场翻译只有他一人,但背后却是整个翻译室的人在默默支持。在他接到任务的同时,翻译室的其他40多人也都进入了高度紧张状态,帮他到处收集材料。那段时间,费胜潮几乎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为了节省车程时间,好几个晚上,他直接趴在办公桌上小睡一会,然后洗个脸继续“战斗”。

    2007年3月16日,第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当电视机前的观众欣赏温总理的飞扬文采时,台下有人为费胜潮捏了一把汗:别说是同声传译,就是私下翻译也得琢磨好几天啊!但每当温总理话音刚落,费胜潮准确流畅的英文翻译声就已经从话筒传出。当台下的外国记者通过他的翻译领略到温总理的妙语时,如潮的掌声响彻人民大会堂。(比 鱼)

    (摘自2008年8月19日《梅州日报》) 

  文/记者程雪超
  不久前结束的金鸡百花奖颁奖礼上,近九旬高龄的老艺术家、被誉为新中国“译制片之父”的袁乃晨老人获得了终身成就奖。由袁乃晨建立的长影译制片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半个世纪来共译制了近四十个国家的电影七百多部,《摩登时代》、《罗马假日》、《两个人的车站》、《寅次郎的故事》等影片给无数中国人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生于农家,4岁随父闯关东,16岁逃亡北平,从八路军到译制片先驱……被赞誉为新中国“译制片之父”时,他才30岁。袁老说,是历史把他推到一个时代的电影先行者之列,是一个偶然的机会走上这条道路,改变了他的人生,而电影也融进了他的生命。
  袁老退休后从北京回到了长春养老,他不用搀不用扶不用拐杖,谈笑风生精神矍铄。当记者问老人获奖后是不是特别高兴,老人却反问记者说:“你说呢?”而提到过去的辉煌,老人却谦虚地说,都是大伙的功劳。
  1948年7月的一天,哈尔滨位于南岗的莫斯科电影院,前苏联影片输出输入公司的总代理聂斯库伯,接待了一位身着旧军装、光着脚穿双布鞋的青年人,这位土里土气的年轻人提出了做前苏联的翻版片,西装革履的总经理打量着眼前这个人,心里充满了质疑嘴里也没客气:“你们能翻译得了吗?”年轻人却特别肯定地说:能!四十多岁的聂斯库伯可不是白混的,他要求年轻人“你们做了我们看看,如果我们满意,我们就把华语片的翻版片全都交给你们;如果我们不满意,我们就交给印度或者香港做了。”他以为年轻人会知难而退。
  这个“土包子”就是袁乃晨。
  1948年,由长春迁到黑龙江北部边陲小城兴山的东北电影制片厂,在战争的废墟上艰苦创业。当时,从前苏联学习归来的电影艺术家袁牧之,继舒群之后出任第二任厂长,这时的东影已建厂三年,袁牧之抓住时机,提出计划,发展新闻片、艺术片、科教片、美术片、翻译片、幻灯片和新闻照片。这一计划的实施给想在东影一展身手的艺术才子们提供了舞台。袁乃晨一个人就独占四个第一:第一部新闻片《民主东北》的第一个解说者;第一部短故事片《留下他打老蒋》营长的扮演者;第一部科教片《预防鼠疫》的编导。
  当时袁牧之找到袁乃晨,告诉他,现在电影院里放的都是前苏联原版片,打的字幕太少,观众看不懂。如果要给电影配上音做成翻译片就好了,这个任务就交给你。袁乃晨说:“行,我干!”他去找了前苏联影片输出输入公司的总代理聂斯库伯,当人家问他能否翻译时,他赶紧说能翻译,生怕有一点犹豫,人家没信心了。为了慎重,聂斯库伯要求签一个合同,袁乃晨答应了。
  袁乃晨回到东影在哈尔滨的招待所,立即草拟了一份合同稿就急忙赶回兴山做汇报。袁乃晨带上合同返回哈尔滨,到处找地方,想把合同打印出来,由于是星期天放假,他找了几家誊写社都关着门。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开着门的。当翻译把合同翻给聂斯库伯听后,他决定立即签字。
  一个月后,前苏联原版片《马特洛索夫》的素材到了,对这第一部译制片,袁乃晨非常紧张,如果说这个任务要完不成,这个片子前苏联就不交给中国了。领导们拍板:第一次要找一个名家翻译。于是,徐立群被找到了,可是当一个月后翻译本交回时,却发现都是文学语言,没办法给电影配上音。于是素材又交给孟广钧重新翻译。
 本子译好了,可谁也没做过配音,怎么办?
  这个时候的袁乃晨已经做过一部短影片的演员,也编导过一部科教片,知道了什么是镜头,什么是远景近景特写。可是怎么做翻译片还心里没底,大胆的他又是摸索着干。先是领了一块秒表拿着,到放映室里看素材片,选一段台词长的片断,记下时间长短,背下这一段的汉语台词先试着配音。觉得还不行,又找来孟广钧,让他把这一段的俄文台词背下来。然后,袁乃晨手里掐着表,说开始,他说汉语台词,孟广钧说俄文台词,看是不是在规定的时间里说完台词。就这么一点点地磨,对词是对上了,可是却很像背书。
  这关过去之后还有一关,解决时间、感情后,最主要就是在语言上下工夫,片中演员开着口,配音就不能是闭的口型,那处人家是张嘴的,这边中文就得改成开口字,否则,意思虽然没错,但口型对不上。比如《普通一兵》中,战士冲向敌人的碉堡时高喊着:“乌拉!”俄文的意思是“万岁”。如果按照原文配,一是口型不对,二是也不合中国人的习惯。袁乃晨上过战场,战士们冲锋时喊的是“冲啊”,为什么不可以把“乌拉”译成“冲啊”呢?口型相近,又符合剧情,配起来一试,果然口型也对,中国人听了也觉得顺耳。袁乃晨和孟广钧为对口型费尽了心思,有时憋得头都痛,如果没想出来,晚上睡觉都在想。
  对完成翻版片心里有底了,下一步是找合适的配音演员。袁乃晨心目中有这样的标准:男声要浑厚有力,女声要清脆甜美。当时东影有一个小型的剧团,只有五六个人,声音却都不合适。刚好军大文工团的部分演员在拍一部短故事片。袁乃晨就找到他们听声音,仍然不是很满意。他问团长还有没有别的人,结果,放映员张玉昆和服装员吴静被挑中了,这二位根本都没上过台,一听说演电影就有些紧张,连连说自己不会演戏。袁导说,不会不要紧,我教你们。
  到了1949年春天,长春已经解放,东影由兴山迁回长春原址。生活安定下来了,条件也相对好了一些。袁导组织翻版组开始为影片配音。这就是翻译片《普通一兵》。
  选定了两个主演和次要演员。在分镜头的时候,袁导把主要角色的戏都要演上一遍、两遍、三遍。想象的东西先自己揣摩透了,在和演员取得了共同的理解之后,才开始拍摄。在摄制组外出摄外景时,袁导就教演员练台词,一句一句地教。
  影片完成后,在厂里的小礼堂放了一场,座无虚席,放完之后,掌声雷动。光是厂里认可还不够,关键还要看看苏联人怎么评价。1949年5月16日,袁导演带着片子到了哈尔滨,前苏联影片输出输入公司驻东北总经理聂斯库伯在哈尔滨一家“老毛子”修建的影院里,审看了这部由东北电影制片厂译制的《普通一兵》。灯一亮,聂斯库伯热烈拥抱中方译制导演,这位一向傲慢的“老大哥”赞叹说:“想不到配得这么好!你是中国的‘译制片’之父!”
  这位被称为“译制片之父”的年轻电影人当时才满30岁。
  第一部翻译片大获成功,使得厂里决定做译制片这个新片种。由袁乃晨牵头成立翻版片组,先后在北京、吉林、哈尔滨、长春等地招募70多位人才。作为第一代电影译制工作者,当时条件的简陋和艰苦不言而喻,而在《普通一兵》成功的第二年,片组的译制片的产量就达到31部,令人惊叹。
  袁乃晨老人说,当时他选择演员的标准就是要声音不要形象,文化程度不太考虑。半年期就招了100多人,俄文、日文、英文翻译都招来了,然后分为4个摄制组同时进行翻版片的工作。同时又办了两个班,一个是语音班,训练普通话,矫正他们的地方话;一个俄文班,提高他们的俄文水平,增加他们对原片的理解。
  《列宁在十月》、《复活》、《静静的顿河》、《流浪者》、《忠诚》等等,当时中国老百姓看到的有名气的译制片,差不多都是长影翻译的作品。一时间,译制片独领风骚。著名配音演员孙敖、李真等人更成为家喻户晓的大明星。鉴于长影翻译片对中国电影的贡献,当年刘少奇还以中央的名义向翻译片发来嘉奖信。
七百部译制片
  影响几代中国人
  从1948年至今,由袁乃晨建立的长影译制片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一个翻版片组到译制片有限责任公司,半个世纪来共译制了近四十个国家的电影七百多部,许多在中国观众中产生深远的影响。
  如卓别林的影片《摩登时代》、《舞台生涯》,如《罗马假日》、《永恒的爱情》、《浪花之恋》、《两个人的车站》、《魔窟寻谍》、《月夜》、《人证》、《战地浪漫曲》、《寅次郎的故事》等;除电影之外,长影还为许多外国电视剧配音,如《无名英雄》、《卞卡》等。刘柏弘、徐丹、金毅、刘雪婷、陆建艺、胡连华、刘大航、王瑞、孙佳禾等著名配音演员也因此名噪全中国。长影的译制片也培养了一批著名导演,如齐兴家等。
  建议:让中国影片香飘世界
  1952年秋,袁老调入北京文化部电影局任翻译片组组长,主管全国翻译影片工作。1953年,他被邀任《英雄司机》副导演,从此开始了故事片的创作。1956年后,他拍摄了《马》、《悬崖》、《昆仑铁骑》、《两家人》、《战洪图》、《向阳院的故事》、《辕门斩子》、《蝶恋花》等多部影片。1983年他与任彦芳合作把孙犁的长篇小说《风云初记》改编为电影剧本。
  对于今天译制片该怎么做,老人认为可以把眼界开阔一些,到其他国家建厂。译制片并不仅仅把外国片译制成中文带回国内放映,也可以把中国国产电影译制成其他国家的话语拿到别人国家放映,可以到外国建立译制厂,到柏林、到巴黎、到好莱坞……让中国的电影之花香飘世界。
来源:《北京日报》
    只有和鲁迅译介的那些域外的文学和理论文字接触,我们才能明白他写作的一种底色,对他的知识结构与思想来源也可以领略一二。可惜长期以来无论学术界还是出版界,都漠视了此点。鲁迅形象在大众那里一直是半个脸面。而我们的媒介却说:看哪,鲁迅就是这个样子。

    不看鲁迅译文集,就只能看到他的半张脸

    鲁迅的译文著作有三十一本,三百多万字。数量比他的杂文集和小说集加起来还多。在短短五十六年的生涯里,他为世人留下的译文实在是多的。我曾经说鲁迅首先是翻译家,其次是作家,这是从他的译文和创作的比例而言的。实际上他一生的主要精力在翻译、编辑出版上,写作不过业余的偶得,并没有把创作放在首位的。可是现在人们对他的认识一直是颠倒的。原因是难以看到或知道他的译作,说起来真是一件错位的事。

    认识一个完全的鲁迅,不能不去读他的译文著作(当然古籍整理与绘画研究也包括在内)。只有和他译介的那些域外的文学和理论文字接触,才能明白他写作的一种底色,对他的知识结构与思想来源就可以领略一二。可惜长期以来无论学术界还是出版界,都漠视了此点。鲁迅形象在大众那里一直是半个脸面。而我们的媒介却说:看哪,鲁迅就是那个样子。

    在这个意义上说,世间多么需要一部新的鲁迅译文全集。

    新旧版本之异同

    历史上大规模地出版鲁迅的译文集只有两次,一是1938年的首版《鲁迅全集》,二是1958年的十卷本《鲁迅译文集》。此后五十年间,没有专门再版过。一般的读者很少关注译文在鲁迅世界的位置,五十年间,鲁迅研究专家讨论译文者亦为数寥寥。今年鲁迅博物馆编辑的新版《鲁迅译文全集》,是目前收集最全的一个版本。一些作家和研究者开始留意起来。朱正、孙玉石、钱理群都以为此次大规模地出版译文著作,可以丰富学界对鲁迅的进一步认识,所以著作一出版,读书界的议论蜂起,相关的话题也凸显起来。

    新版的译文全集主要体现了原版的面貌,增加了新发现的文字,也把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版社删掉的作品增补进来。单行本和散篇分别按初次出版或发表时间顺序编排。校勘以译作首次发表或初版本为底本,译者的附记、出版广告都附在相关译作之后。除保留初版本插图外,适当地增加了相关的图片资料。鲁迅当年在书中附录的英文作品,此次也翻译成汉语。从中能总体看清先生劳作的历程,可以满足读者和研究者的需求大概没有问题。

    鲁迅译文不被看好的原因

    不妨说,鲁迅的译文集是个五光十色的所在。异域的风采和思想的深切,形成一种力量。这里的文字不像译者杂文那么随心所欲,可是也有多种文化对撞时的快感。鲁迅苦苦在中文与日文、德文、英文里寻找对应物,于是形成一股新风,阅之有爽目之感。你于此可以感受到他运用语言的天赋,以及斟词酌句的良苦用心。有的似乎他个人意识的表达,也仿佛是借着别人的嘴在说些什么。总之,它们已成了其思想的一部分。

    五十年间人们对他的翻译的漠视,想来有很复杂的原因。一是所译的作品多是隐曲的灰色之作,与社会主流文化隔膜。1958年的《鲁迅译文集》的编辑说明指出,“这些译文,现在看来,其中有一些已经失去了译者介绍它们时所具有的作用和意义;或者变为有害的东西了”。于是像托洛茨基那样的人物的文章就被抽掉了。尼采的文字竟遭批判。也有学者说鲁迅思想里有虚无的东西,译作不乏小资产阶级的遗绪。言外不过转瞬即逝的旧物。

  鲁迅译文不被看好的另一个原因是,译笔苦涩,难以卒读。从梁实秋到李敖都是这个看法。澳门有个学者还专门著文论述鲁迅句法的不通,直到现在微词不绝。这是个学术理念的问题,涉及到严复以来翻译理念的诸多难点,直到钱钟书这一代依然看法不一,大家有各自的眼光也无可非议。但鲁迅的只“信”不“顺”的译笔伸展着另一个主题,只是不被世人明了罢了,他也因此成了少数派,影响了大众的阅读。那本《死魂灵》,后来就没有多少人看,引用这个版本的人甚为寥落。

    鲁迅重翻译的原因:汉语在主奴关系里浸泡太久

  不过鲁迅自己却有相反的看法,他倒觉得,自己写的小说与杂文,其实不及所译著作有意义。小说、杂文所写的不过现实的黑色与内心的灰色,是速朽的东西,而他引介的小说、随笔乃至学术著作,却闪着别一世界的灵光,可以祛除内心的寒气,对国人的阅读殊为重要。1927年,有人推荐他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他却拒绝了。其中一个理由是,自己的创作不行,和所译的作品《小约翰》那样的书比,有一定的距离。

  这能够看出他重视翻译而不看好自己作品的真实内心。在他看来,要有新的文艺,没有别的路,只能拿来域外的艺术。汉语在主奴的关系里浸泡太久,现代理念下的个体化的文字或许可以置换这种病态之语。鲁迅甚至认为,废除汉字,走拉丁化的路,也并非不是一个选择。

  因此他把大量精力用到翻译之中,而且十分庞杂。理解鲁迅的所有译文不是容易的事。由于语境和时代背景的差异,我们要揣摩他的心需有诸多的耐力。他选择的对象有时也匪夷所思,三十几册的书,思想斑驳,艺术多样,文体各异。和他的杂文丰富性来比,毫不逊色。

  没有与外国艺术的碰撞,  就没有鲁迅的诞生

    新版《鲁迅译文全集》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精神画卷。鲁迅视野里的外国思想与艺术,在此折射了大半。译者涉猎的域外话题极其广阔,最初是科幻小说,科学史,后来是尼采与裴多菲的作品。不久被安德烈夫、迦尔洵所吸引,个性化的言说方式在他眼里占了很大的分量。在他的同代人的翻译经历里能看到,许多人是以大人物的作品为对象,莎士比亚、托尔斯泰、歌德颇受青睐。鲁迅不是这样,他所译介的都是小人物的作品,爱罗先珂、阿尔志巴绥夫、有岛武郎、片上伸、理定等,在文学史上的意义都有限。鲁迅译介他们的文字,更多的是为了自己的内心,他感到这些对自己有趣,可以唤起一种内力的喷吐。而且这些作品多不是对一种目标的渴望,而是对自我更新的可能的思索。那些外来的作品多少是反省本民族痼疾的,无论日本还是俄国,许多他喜欢的作家,都是思想界的斗士。在精神的高度和艺术的水准上,确有不凡之笔。

    大致看来,他译介的作品有以下几类:一是短篇小说(包括童话、科幻作品),二为随笔,三是美术史著作,四是美学专著,五为长篇小说,六为剧本。不过他藏的外国著作很多,像考古报告、哲学专著、电影评论、史学理论,都没来得及动手去译。但这些思想对他的暗示毋庸置疑。他一面翻译,一面结合中国的实际发表言论。比如他介绍日本青野季吉《关于知识阶级》、《现代文学的十大缺陷》后,就发表过关于中国缺少真正的知识阶级的讲演。自然,比青野季吉更具体和深入,但看法大概从这位日本人那里来的吧。他的批评左翼作家的轻浮浅薄,也受益于日本学者的体味。在译了《出了象牙之塔》后,他也说,作者对日本社会的攻击,简直也像在说我们,而可惜,那时的中国还没有厨川白村那样的作者。在推出《小约翰》后,直接催生出《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而后者是借鉴了前者的意象的。我们不看这些译作,就不能了解一个全面的鲁迅。实在说来,没有与外国艺术的碰撞,就没有鲁迅的诞生。

    鲁迅的审美意识不是嫁接在西方艺术大师的躯体上的,而是来自普通的、无名的、很有个性的作家的暗示。他以为那些显赫的大师多是“完成时”的人物,中国需要的恰是“未完成时”的艺术,因为我们就正在“未完成时”的阶段。而“未完成时”就意味着有多样的可能。鲁迅思想与艺术有时就蕴含着诸多可能性。你看他关注的迦尔洵、格罗斯、比亚兹莱、蒙克,都是颠覆“完成时”的固定模式的艺术家。他们的思想流淌着,不断穿梭在意识的波光中,不像湖泊那样凝固着。只有奔走的艺术才是活的艺术,躺在象牙塔里的鸿篇巨著,在他看来是半死的存在。中国需要腾跃的文字,而非僵硬的死文章。他所引来的作品,不是这样的。

    鲁迅一生与三种势力对话

    纵观一生,他一直和三种势力对话:一是旧有的文明,整理汉画像和乡邦文献是个证明;二是和当下的中国对话,这有那些杂文为例;三是和同代的洋人对话,三百多万字的译文能诠释些什么。在这些对话里,外来思想和诗情,给他的刺激尤大,因为那是中土里没有的东西,它们能催生出新生的思想是无疑的。他有时战胜环境的压迫,靠的就是洋人的外力。比如在教育部工作时,有感于中国教育理念的陈旧,遂翻译了上野阳一《艺术玩赏之教育》、《社会教育与趣味》、《儿童之好奇心》。对知识界是个不小的触动。革命文学论争的时代,他为了弄清俄国文学理论的根本点,便亲手去翻译普列汉诺夫的美学著作。当新文学进入困难的时期,他从捷克、爱尔兰等国的文学史里寻找参照,就译过凯拉绥克《近代捷克文学概观》和野口米次郎的《爱尔兰文学之回顾》。为了弄清法国左翼作家的环境,他介绍纪德的《描写自己》。他浏览的作家很多。除了俄苏、日本外,德国、法国、西班牙、奥地利、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荷兰、美国的作品他都曾涉猎并译介过来。

    思想审美的反常态带来译文的反常态

    在与这些作品相逢的时候,其实是拷问着自己。用他的话说是盗来火种煮自己的肉。中国旧的文学奴性过多,士大夫者流只会说着空洞的自慰的话,全与真的人生无关。鲁迅所介绍的作品,几乎都是心灵深处的喷吐,或直面现实,或拷问内心,显出精神的深。而且他绝不以士大夫的口吻叙述和转述对象世界的思想,一直试图转化出新的语序和新的逻辑表达方式。越到晚年,他越自觉地和自己旧的表达习惯相背离,译文也越苦涩难懂。他试图创造出严明的语句,希望以此增添汉语表达的丰富性。这是他一生最悲壮的语言试验,梁实秋、李敖攻击他的语言不通,完全用的是常态人的逻辑。而鲁迅在思想和审美上,向来是反常态的,因为恰恰是非常态的存在,可以超越人的感觉阈限。鲁迅是个向极限挑战的人,创作如此,翻译也如此。他的这个特点世人多不理解,其译文寂寞于世,不知是先生的不幸呢,还是我们的不幸。

 新华网(记者 刘海)

    日前,一支由成都几所高校学生组成的应急翻译服务队,首次在国庆假日期间为成都警方提供及时翻译支持。

    近年来,境外人员和少数民族同胞到成都工作、旅游的人数逐年增多,仅在成都武侯区定居的少数民族人数就达到数万人,特别是藏族、彝族、维吾尔族群众较多,他们只会简单的汉语,沟通比较困难。此外,面对外国人,简单的常用英语民警还能应付,但其他语种就成了难题。

    国庆节前夕,成都市公安局武侯分局联合四川大学、西南民族大学和成都市特教学校,征集选聘了40名翻译志愿者,成立了首个综合性无障碍应急翻译队伍,翻译语言覆盖英语、日语、俄语、法语等外语和藏语、彝语、维吾尔语等少数民族语言,以及为聋哑人服务的手语等。

    据了解,这些翻译人员主要为办证中心等窗口部门服务,当警方无法领会办证人员的意图时,就可联系翻译队员提供语言服务支持,并实现视频实时翻译。此外,在紧急情况下,警方与翻译还可采取“三方通话”“现场翻译”等形式实现合作。上岗前,武侯公安分局还多次组织法制、出入境管理部门人员对40名翻译进行“警务”培训。

    武侯区公安局有关负责人称,应急翻译必须客观公正,他们不具执法权、不得擅自给予对方法律上的答复、不能激化矛盾、必须保守工作秘密。所有工作都需在民警的指导下完成,他们只负责应急援助,如遇复杂的刑事案件,将会另请专业的警务翻译。

    著名外国文学翻译家、英美比较文学研究专家、莎士比亚学术研究权威方平先生,于9月29日下午在上海逝世,享年88岁。
    
    方平又名陆吉平,1921年生于上海。从1952年翻译莎士比亚长诗《维纳斯与阿董尼》起,方平就投身对莎士比亚的研究,获得中国“莎学泰斗”的美誉。他是继曹禺先生之后,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的第二任会长;也是中国进入国际莎士比亚协会执行委员会的第一人。曾主持翻译中国第一部诗文体的《莎士比亚全集》。方平同时著有诗歌集《随风而逝》、莎士比亚论文集《和莎士比亚交个朋友吧》、比较论文集《三个从家庭出走的妇女》,翻译的莎士比亚作品则有《维纳斯与阿董尼》、《捕风捉影》、《威尼斯商人》、《亨利五世》、《喜剧五种》、《奥瑟罗》、《李尔王》等。2000年,方平还主持翻译出版了全国第一部韵文体《新莎士比亚全集》。